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资源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咨委）于2013年8月26日中经咨询字【2013】第051号文件批复成立，隶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依法开展社会资

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是能够并存的。

文 | 阿　晖

今天（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总量有所减少，相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此外，从性别构成看，男性人口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9（以女性为100）。从年龄构成看，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

不管我们想不想，愿不愿意，这一刻真的到来了：中国人口负增长，在2022年成为了现实。国家总人口的减少，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这是多年来各种因素共同的作用，下降趋势已经在数年前就已经非常明显。现在也远非抱怨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带来的挑战。

1

据媒体梳理，这也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1949-2021年间历年人口净增量梳理发现，70多年间中国人口除了1960和1961年是负增长，每年都是正增长。不过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的一波增长高峰后，人口的净增数量就出现了往下走的趋势，从上千万逐渐降到了百万量级，终于在2021年净增人口数量（48万）创下了近60年来（1962年以来）的新低后，今年彻底变为了负数。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滑，而中国老龄化是逐渐加重的。这就导致人口死亡率会不断攀升，而出生率却是持续下降的，两者一升一降，意味着早晚会有交叉点。这种骨感的现实来得有些突然，却也是一种必然结果。

1949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曲线 图源：Wind

近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回溯中国人口的变动历史时指出，1992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开启了人口内在负增长。此后30年来人口总量依靠惯性势能继续攀升，当蕴含在年龄结构内的正增长惯性势能消耗殆尽，负增长终会到来。

宋健还指出，相较历史上中华民族遭遇过多次的死亡主导型人口负增长，当前遭遇的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当前人口形势更为复杂，解决难度也更大。

21世纪以来中国历年人口出生情况 图源：第一财经

人口学界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是有预期的，只不过，这个时间比预期的要来得早些。

“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全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似乎比原先预计的要更早一些，人口总量达峰时间在逐年预测中不断被提前，相应的人口峰值则不断下调。”宋健说。

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是世界最低之一，2021年人口增长率为0.34‰，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4.2%，均早于预期和预测。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2》发布式上表示，中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22年到达了峰值，比预期的要早很多，也意味着2023年开始，中国人口就进入到负增长或者说2023年往后，我国会进入到一个人口负增长时代。

不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中国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起步，到2035年总人口依然会在14亿人以上，到2050年仍在13亿人以上。

2

长期以来，对生育数量的限制被认为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除了宏观政策，这也是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观念变化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介绍，“低生育率、人口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在21世纪将要面对的挑战”。

少子化、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重要人口特征，受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变迁、城市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很难逆转。目前，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经历的人口负增长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介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25个，包括德国、俄罗斯、匈牙利等）、亚洲（5个，包括日本、韩国等）、北美洲（6个，多为岛屿国家）。

德国是1950年以来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1973年起开始负增长。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又于2020年开启新一轮的人口负增长。

在我们的东亚近邻，日本自2010年负增长持续至今，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降幅约为3%；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人口负增长，2021年总和生育率（平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多少孩子）低至0.88。

东亚三国（中国、日本、韩国）与欧洲三国（德国、匈牙利、俄罗斯）相比，在人口负增长进程中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程度更大。在进入人口负增长之前，中国与韩国的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比例在七个国家中最高，将近70%，其他国家则在65%左右，而在本世纪末东亚三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稳定在更低的水平，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低，仅为46%左右。

这些数据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一些主要国家，都在面临或者已经遭遇了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挑战，这对于未来国家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3

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口红利基本消失了，如何应对这种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关系着国家发展的大局，也影响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的奋斗脚步。

2022年8月1日，国家卫健委党组在《求是》杂志刊登署名为“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的文章中指出：随着长期累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我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这是官方口径第一次宣布我国总人口将负增长。

当年8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及解读问答》，旨在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1月9日的广州街头，家长带着孩子经过商场。图源：IC photo

事实上，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加速到来，从放开单独两孩，再到实施全面两孩，再到放开三孩……国家在近十年中已经对生育政策进行了极大调整，鼓励生育的信号已经十分明显。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当前，各地也正在不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例如，深圳此前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意见的通告》，初步拟定的补贴标准从生育第一个子女到第三个子女逐步递增，生育第三个子女且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累计19000元。

虽然在很多育龄家庭看来，这些补贴对于养育儿女的成本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但至少已经表明了政府管理层面对于国家政策调整的积极行动与响应。

4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学系主任杨凡去年8月曾在媒体发表题为《中国人口正经历前所未有大转折：负增长如何应对》的文章，他指出：总体来看，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渐进的、缓慢的，不必过于恐慌，但一定要及早规划、积极应对。其他国家的经验已表明，人口负增长一旦出现，人口总量持续减少的态势难以在短期内逆转。面对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这一无法避免的趋势，需要积极筹谋，转“危”为“机”。

他提出了几大方面的建议，其中包括了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未来人口发展态势，应尽快研究和制定中长期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发展战略；提高劳动参与率，稳定劳动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挖掘人口质量红利；充分利用地区差异，实现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有效配置；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提升生育意愿，释放生育潜力；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统筹考虑，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的同时实现积极老龄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也在媒体撰文指出，人口负增长的转折点，带来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必须有足够大的力度，才能取得我们希望达到的增长力度。

蔡昉认为，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改变行为，改变预期。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总体的消费格局，可以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在近日的“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上，多位专家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与见解。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认为，加强家庭发展是建设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提升生育率是抑制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的唯一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认为，发挥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作用，应当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个主要抓手。通过构建流动人口的生育支持、流动女性育后的就业保障，以及婴幼儿照料的政策机制，可以把流动人口这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生育意愿变成现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建议，提振生育率，就需要推出降低生育成本的相应举措，要逐步建立相应的税收支持政策、亲职福利政策和在配套服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