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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资源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咨委)于2013年8月26日中经咨询字【2013】第051号文件批复成立,隶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依法开展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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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湖北省13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测评及排名

  通过应用修正后的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结合相关的公开统计数据,对湖北省13地市(州)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分别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计算了13地市(州)的经济社会公平度。根据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总体得分和分项得分,提出了今后进一步提升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对策措施。

  指标体系: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

  测评范围:湖北省13地市(州)。

  数据来源:《湖北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测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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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发现:

  ·荆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水平排在13个地市(州)的11位,属于经济社会公平度和人均GDP水平排名差异偏大的地市。荆州有较其他多数地市(州)更高的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分别位列第2和第1)。但机会公平度处于中间水平(位列第7)。为此,荆州采取积极的措施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有助于其进一步提高经济社会公平度,并以此为其提高人均GDP水平提供有力的保障。

  ·武汉: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排在第2位,人均GDP水平排在首位,属于人均GDP排名和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都靠前的典型地市。武汉具有较其他多数地市(州)相对较高的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分别位列第5、第3和第5)。通过分析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武汉应继续采取积极的措施,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以及促进其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这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黄冈、十堰: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排名末两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与两个地市的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相对偏低有关。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黄冈、十堰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相对较高,表明两个地市在再分配过程中均着力调节收入分配。针对两个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偏低的共同问题,通过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的人口脱贫、促进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均是两市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公平”是以“善治”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决定因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20次提到“公平”一词,充分说明公平在现代治理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明确指出,“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2015年4月28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对“机会公平”“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有所论述。此前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则进一步地提出“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当前,测度中国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现状,总结县域地区在公平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了解和改善中国县域地区经济社会公平程度,以及推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更加公平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一直坚持对县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展开测评的主要初衷。同时,处于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县市之间的地市一级,在区域经济调控、要素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发展统筹等方面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对其经济社会公平程度的研究和评价同样不可忽视、不可或缺。

  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开启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新征程。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五个湖北”建设战略部署,把跨越式发展写在“十二五”发展的旗帜上。步入“十二五”时期,尤其是“十二五”的中后期,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坚强领导下,湖北省人民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中,克难奋进,稳步前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总量跨越、质效提升、位次前移”的竞进态势,胜利完成“十二五”主要目标任务,全省经济社会公平发展取得新成绩新进展。

  人民论坛测评中心在所构建的以县市为测度单位的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对具体指标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建立了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现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等提供的公开统计数据,对湖北省13地市(州)的经济社会公平度进行了测评、排名、比较和进一步分析。我们寄希望于通过这种系统性的研究,对各地市(州)“十二五”时期推进经济社会公平发展的主要做法、有效经验给予一定的展现。当然,因为这里是以2013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来实施测评,以至于测评结果与当前各地市(州)的基本情况难免存在偏差。因此,我们更多期待的是通过这种方式的测评和比较分析,为各地市(州)在“十三五”时期促进经济社会公平度进一步提升,提供方向性的指引。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与数据的选取

  在构建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理论模型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全面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五个基本原则,以用最适宜的指标来客观评价公平程度为导向,以我国地市一级目前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状况为根本前提,最终选择了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和马克思的公平分配理论作为依据,搭建了功能公平、可行能力公平以及结果公平三个维度,确定了底线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三个一级指标。而在指标数据选取方面,则是充分建立在数据的可获取性之基础上,具体指标选取的理论依据以及所选择的指标数据说明如下。

  底线公平

  早期与公平有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多以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低保参保率来衡量底线公平。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其具体原因如下:第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有关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过分追求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的应保尽保率,会削弱这部分人口中很多人的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滋生等、靠、要等消极思想;第二,类似“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长期来看,与其给予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基本的生活保障,倒不如加快完善相关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这些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和努力来摆脱贫困。由此,我们没有选择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人口应保尽保率,转而将贫困率确定为衡量底线公平的一项核心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取以一个市(州)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参保人数占该市(州)年末(常住)总人数的比重来近似衡量这一指标。

  此外,自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就长期存在。在这种二元的结构和格局下,我国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人均收入水平、市场化进程等方面始终存在较大差距,并进一步导致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生活水平是衡量人们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底线实际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愈加能够通过生活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给予直观反映。由此,以保证指标间的可加性和可比性为准则,结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人均消费支出普遍低于城镇地区人均消费支出这一现实情况,我们选取以一个市(州)的乡村、城镇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来衡量该市(州)城乡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公平程度。

  机会公平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推动了人们需求层次的相应提升,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发展机会问题。而综合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我国地市一级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我们推定,在地市层面,九年义务教育、中高等教育在培养和提升人力资本方面有着基础性的地位,特别是中高等教育,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的作用持续提高。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关于这方面的推定,也被大量与人力资本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所证实。为此,我们选取以一个市(州)的中学教育完成率来衡量该市(州)人口在发展机会方面的公平程度。结合数据可得性,中学教育完成率以普通中学当年毕业总人数与三年前普通中学招生人数之比来代表。

  分配公平

  要全面而系统地衡量经济社会公平程度,除了需要考虑底线公平和机会公平外,还需考虑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并重”两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分配原则,我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同时,城乡、地区、行业、职位间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进入本世纪就开始超过“0.4”这一国际警戒线,尽管其近几年来出现一定的缓和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进入本世纪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和实现公平,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

  有鉴于此,我们选择了以初次分配公平度和再分配公平度两个指标,来衡量收入分配上的总体公平度。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进一步选取以一个市(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百分比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来反映该市(州)经济社会初次分配公平度以及再分配公平度。其中,在测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我们在以数据可得性为导向的前提下,部分借鉴了《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所曾采用的做法,最终确定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人口占比来衡量人均可支配收入。

  此外,鉴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长期存在,而这种二元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限制了城乡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快速提升。因此在分配公平方面,城乡居民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同时,为保持数据指标的可比性和可加性,与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指标的设定逻辑相一致,关于一个地市(州)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同样以乡村、城镇人均收入比(%)来反映。可能有人会认为这里的人均收入与底线公平指标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存在交叉和重叠,因为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均表明,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特别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地市地区,除了收入水平外,诸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

  指标权重的设定方法与结果

  已有的研究或采取专家调研法,即从主观上为指标设定权重;或采取客观赋权法,也即采用层次分析等统计方法,从数据的分析和统计中求得权重。虽然客观赋权法更能增强指标的解释力和独立性,但我们仍决定采用主观赋权法。正如我们在之前经济社会公平度测评报告中所指出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希望突破以往过分重视与收入有关的因素这一思维定势,更多地强调公平发展理念,而客观赋权法无法很好地实现这一点。具体来讲,这种主观赋权法能够体现以下两方面理念:第一,与效率相比,更加重视从公平的角度来审视问题;第二,合理权衡底线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三者的重要性。

  在权重系数调节的具体操作上,我们采取有事先提示的专家调研法,即邀请经济、社会领域的专家学者各15名,以及15名在综合管理岗位上任职的党政干部,让他们分别给各指标打分,并且明确告知他们要更多地考虑公平发展的理念。指标权重的计分方法是:我们列出待赋权重的指标,要求专家对同一层级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如果专家认为甲指标比乙指标重要,那么就给甲指标计1分,乙指标不得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指标“打败”其它指标的次数越多,所得的分数就越高。当然,这样的打分工作是在一、二级指标层面同时展开。将这样的打分工作进行五轮后(在开展下一轮打分工作前,我们都将每个指标在上一轮打分中所得的平均得分告知打分者,以供其参考),我们将各指标在每轮中的得分相加,再进行相应调整,就得到了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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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为了增强测评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在对指标数据的选择和设定过程中,我们应用了此前测评研究中连续使用过的具有单调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数功效函数,对六个二级指标数据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该功效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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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功效函数中,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们将其区间控制在了60-100之间,x是观测值,也就是各指标数据的实际统计值,xh是满意值,xs是不允许值。一般来说,正向指标满意值取各指标的最大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小值,但诸如贫困率这样的指标是逆向指标,满意值应取其最小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大值。在操作过程中,经过功效函数的转换之后,就可将各地市(州)的指标数值全部转换为60-100之间的得分。因此,在我们构建的经济社会公平度评价体系中,最低生活保障参保人数占常住总人数比重的观测值越大,得分越低;其他五个二级指标则相反,观测值越大,得分越高。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据该功效函数所得出的结果是相对结果,前述六个二级指标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会影响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得分。也就是说,如果改变参与测评的地市(州)样本量,可能会导致数据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生变化,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最终得分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会对各地市(州)之间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排名顺序产生影响,也就是原有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先后排序将保持不变。

  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与人均GDP正相关

  基于经济社会公平度得分与人均GDP水平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13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与人均GDP存在一定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9)。其具体表现为,13个地市(州)中,多数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排名与人均GDP排名位差较小。比如,武汉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2,人均GDP在13地市(州)中排名首位;襄阳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3,人均GDP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4;荆门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5,人均GDP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6;随州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9,人均GDP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9;孝感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11,人均GDP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10;黄冈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12,人均GDP在13地市(州)中位列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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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评结果及各市(州)今后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路径

  结合各二级指标得分及其权重,我们分别计算了湖北省13地市(州)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得分,并依据三个分项公平度得分的由高到低分别对13地市(州)进行了排名;再结合三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我们进一步计算了13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总得分,并依据总得分的由高到低对13地市(州)进行了排名。通过对各地市(州)间各级指标得分及排名进行比较,分析了各地市(州)在公平发展方面的突出亮点,找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各地市(州)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对策建议。

  荆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水平排在13个地市(州)的11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荆州市经济社会公平度高,这得益于该市具有排名较高的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分别位列第2、第1),机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排在中等位置(位列第7)。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的贫困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均排在中间水平。为此,对于荆州市,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更多的人口脱贫、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得报酬中的比重,并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缩小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差距,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几个重点。

  武汉: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2。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其具有较高的机会公平度(位列第3),以及排名相对靠前的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均位列第5)。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武汉市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在13个地市(州)中处于中等水平;其次,该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产支出比重相对较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相对较大。为此,对于武汉市,通过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和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几个重点。

  襄阳: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3。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其具有排名较高的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均位列第3),排名相对靠前的机会公平度(位列第5)。通过进一步分析各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襄阳市具有排在中间水平的贫困率。为此,对于襄阳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来促进更多的贫困人口脱贫,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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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4。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其具有排名较高的底线公平度(位列第1)。但鄂州市的机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排名相对靠后(位列第8),分配公平度排在中等位置(位列第7)。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相对较低。为此,对于鄂州市,通过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以及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两个重点。

  荆门: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5。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荆门市的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在13个地市(州)中均相对靠前(均位列第4)。而通过进一步分析各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相对较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在13个地市(州)中处于中等水平。为此,对于荆门市,通过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来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得报酬中的比重,以及继续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两个重点。

  黄石: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6。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黄石市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分配公平度排名均处于中游水平(分别位列第6、第6、第7)。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排名居中主要是由该市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偏大造成的。同时,该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在13个地市(州)中排在首位,表现得较为抢眼。为此,对于黄石市,通过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促进城乡收入水平和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缩小,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两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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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7,人均GDP排名位列第2,两项指标差距较大。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宜昌市机会公平度排名较高(位列第2),但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均排名靠后(分别位列第8和第12)。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该市底线公平度较低,与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较高有关;其次,该市分配公平度偏低,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较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偏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均有关。为此,对于宜昌市,通过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的人口脱贫、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得报酬中的比重、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以及促进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恩施: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8。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恩施州具有较高的机会公平度(排在首位)。但该州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2),分配公平度排名较低(位列第8)。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该州底线公平度排名靠后,与该州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高、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大有关;其次,虽然该州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排在13个地市(州)的首位,但其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偏低,且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偏大。为此,对于恩施州,通过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的人口脱贫、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得报酬中的比重、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以及促进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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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9。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随州市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2),底线公平度排名位于中游(位列第6),但是机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排名靠后(位列第12)。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相对较低。为此,对于随州市,通过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来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得报酬中的比重,以及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两个重点。

  咸宁: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10。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咸宁市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均位列第10)。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较低,与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较高,以及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较大有关;其次,该市分配公平度排名较低,主要与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较低有关。为此,对于咸宁市,通过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的人口脱贫、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得报酬中的比重、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促进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孝感: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11。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孝感市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分别位列第9、第11和第11)。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较低,与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较高,以及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较大有关;其次,该市分配公平度排名偏低,主要与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偏低有关。为此,对于孝感市,通过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的人口脱贫、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得报酬中的比重、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促进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黄冈: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位列第12。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黄冈市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分别位列第11、第13和第9)。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较低,与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偏高,以及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偏大有关;其次,黄冈市分配公平度较该市其他指标排名相对靠前,主要得益于其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较高。但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偏大。为此,对于黄冈市,通过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的人口脱贫、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得报酬中的比重、促进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十堰: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3个地市(州)中排在末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十堰市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分别位列第13、第9和第13)。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首先,该市底线公平度排名偏低,与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偏高,以及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偏大有关;其次,该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在13个地市(州)中处于中等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相对较高。但是,该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偏大,导致其分配公平度偏低。为此,对于十堰市,通过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的人口脱贫、促进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继续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可能产生的误差说明

  现实中,即便是处于一个省区内的地市,其相互之间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测评结果可能和人们对湖北省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直观印象存在一些偏差,不乏一些经济水平相对靠前的地市(州),在测评结果中排名相对靠后。我们认为,这主要由各地市(州)当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例如,按照经济学中的经典“ U”型曲线,随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均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公平度很有可能经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因此,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市(州),相互之间在经济社会公平度方面并不完全具有绝对的可比性。不仅如此,各地市(州)因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等条件的不同,经历的“ U”型曲线拐点处所需要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不同,而且还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是为何我们在本次测评以及此前开展的系列测评中,都有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反而相对较低的一个可能解释。然而不管怎么说,也正是因为经济社会公平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往往出现这种先下降再上升的关系,长期来看,持续发展经济,推进经济水平更为健康和快速的提升,在当前仍处于全面发展经济的中国各地区而言,对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提高都是至关重要的。

  数据可得性带来的限制。虽然我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分析模型,并以理论为指导选择了最为接近的指标数据,构建了一套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指标体系,但是在六个二级指标的指标数据选取方面,主要是以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导向,以能够查询到的各种公开数据为基础,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标数据对于指标的准确反映水平。因此,测评得到的结果与各地市的实际情况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难免。

  比如,人们的机会公平,除了体现在教育方面之外,也体现在就业、职业培训、健康养老等多个方面,因此单纯以教育方面的公平来反映机会公平,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偏误。再比如,就像我们在前面的指标选取说明之处所述,底线公平,主要反映的一个方面是人们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情况的公平程度,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水平状况,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给予呈现,但是诸如行业之间、不同年龄段人口之间的消费差异情况,以及人们相互之间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结构差异等,都对底线公平有一定的解释,但正是限于数据可得性上的困难,我们并没有将这些方面的数据统一放到衡量底线公平的指标中,而是仅仅以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以及低保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数据,对底线公平进行了近似的衡量和反映。

  更为深入的实地调研有助于对测评结果进行补充和修正。除了数据的可得性会给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数据的选择带来限制之外,现实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地市(州),有其自身不同的发展特色、发展重点和难点,这已经被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所指出并得到证实。因此在实际的测评工作中,评价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指标体系应尽量避免千篇一律,这不仅应反映在具体指标数据的选择上,还应该反映在各指标权重的确定上。也正因此,在本次测评的基础上,若能就相关问题在湖北省13地市(州)广泛开展实地调研,不但有利于准确把握各地市(州)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而且有助于根据各地市(州)发展重点等,针对不同地市(州)设计不同的指标数据以及确定不同的指标权重,进而对本次测评中得到的初步结果进行修正和补充。

  如若可以获取更为详实的各地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将能够在构建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之基础上,从实证的层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还有哪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因素,会促进或限制湖北省13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提升。比如,如果我们能够获取到关于13地市(州)近十年有关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产业转型、城乡社保、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较为全面的相关数据,那么可以通过构建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在测算出13地市(州)十年来经济社会公平度得分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应用相关的统计分析软件,开展计量分析,进而找寻出可能影响13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财政、金融、基础设施构建等方面的深层次的因素。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以此为基础,应用趋势分析等实证方法,对13地市(州)今后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变动情况进行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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